换言之，如此丰厚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帮助了陈济棠抗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正是因为这样，1936年5月12日宁粤对立的粤方精神领袖胡汉民突然故去，使得陈济棠缺少了与蒋介石相制衡的精神领袖。只有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一起，1936年6月1日打着北上抗日的招牌，去打一场与宁方未必能赢的内战，史称“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但这种挟抗日以令诸侯，联合另外的人一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做法，被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大势所左右——且不说像胡适这样的言论领袖批评陈济棠，就是在山东办《田家半月刊》影响中国农民的张雪岩也对宁粤一触即发，而由粤方挑起来的内斗，痛心疾首——蒋介石不费一枪一炮，而致粤方海、陆、空内讧，最后惨败。陈济棠接着下野，仓皇赴港的结局，并不让人吃惊。

陈济棠的落败因素极多，但他的下属反叛特别是与其不睦的余汉谋之投靠蒋介石，是加速他很快倒台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陈济棠派其心腹西南政务委员会驻宁代表杨德昭、广东农林局局长冯锐作为特使去拜见蒋介石，希图能在劣势处境下保住自己“南天王”的位置。冯锐在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说：

我由上海回来一月，时局忽发生变化，两广军队抗日出兵湖南，现已暂退，听候中央指定路线。陈总司令、林主席派我往中央商洽币制事情，……明日到上海见孔部长、宋部长等解决一切，……现在中国再不能内战。无论如何，宁粤两方总要团结起来御侮，我现在惟有尽我力量，促成合作来抗日。（《广东糖业与冯锐》p10）

冯锐虽是陈济棠的心腹，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内战，团结抗战才是众望所归。在另一封写给太太的信中，冯锐又说：“现是第二次被政府派赴南京商量各项事情。大概中央同两广可以不打了，前数日实在是极危险。现在差不多内战爆发了，中央同两广老是不好，我真不明白”（p8）。杨德昭作为陈济棠的代表，6月8日即拜谒蒋介石，但彼时两广部队仍在向湖南推进之中，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6月17日冯锐作为陈济棠的代表谒见蒋介石（此事香港《生活日报》1936年6月18、19日均有报道，转载于肖自力《陈济棠》p467页85，86注，广东人民出社2002年版），此时陈已处于劣势之中，没多少谈判砝码了（见郭廷以《中国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蒋介石一开始就着令陈诚以智取，而不主张流血，至此已达到目的。当然要釜底抽薪地搞垮陈济棠，尚须时日。

7月8日在众多将领背叛陈济棠后，余汉谋从江西驻地直飞南京晋见蒋介石，彻底使陈济棠下台进入倒计时。7月13日国民党会议任命余汉谋统领粤事，18日下午陈济棠宣布下野赴港，至此“两广事变”大致告一段落。但对于像冯锐这样的陈济棠心腹来说，坏事才刚刚开始。陈济棠下野后，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等还约冯锐回粤共创事业，回粤后，刚上任的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黄慕松还派其到港迎回建设厅长刘维炽，冯锐丝毫没有感觉到大祸临头。等到8月10日下午三时被两个不知名的人带走，以至于糖厂监理听说后甚至认为是被绑票。后来才得知是第四路军侦缉大队长黄怀所拘捕。

从8月10日至9月9日被抢毙，《广东糖业与冯锐》的作者说：“历时凡三十日又廿分钟，乃母子情切，屡向大局陈情哀求，欲与子一面亦不可得”（p103）；“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劈雳一声，冯锐被枪决消息传出，全市震惊，晚报用头号字体登载，并散发号外，益信滋事无讹。其家人千方百计，方领得尸体，交由广州粤光制殓公司办理身后事，当日亲朋吊慰纷临。不期于翌日下午入殓时，当局忽饬大批兵警到搜，大有藤牵蔓抄之势，亲朋乃奔避一空，竟未能成殓。鸣呼！岂冯氏死尚不足蔽其辜耶？停尸三四日，方由仆辈草草入殓。时夫人陈氏方自欧归国，拟抚棺一哭，以限于军警森严而未获。仅能乔装入内，对柩少视，即忍痛离去。不然，亦有株连之祸。”（p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