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适应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发生质变的情况。当气候变化带来不可抗的灾害时，可以利用“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通过调整物种类型或时空布局，使其能与变化的环境相互协调，当气候变得有利时，引进某种新的作物，如气候变暖使得东北一些地区可以扩种水稻，这也属于转型适应的范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气候类型及作物类型，这是利用‘生物多样性’法则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利条件。”郑大玮称。

　　同时，郑大玮提出，要注意采取“适度”适应措施。例如，近20年来，华南热带作物冬季寒害空前严重，就是由于过度估计气候变化影响、作物大面积北扩带来的后果。

　　目前，IPCC科学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虽然人们能够借助模式模拟出未来情景，然而气候变化本身及其影响均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合理的适应措施似乎成了“无解”之题。“最为合理的方式是针对不同情形，采取‘分类适应’措施。”郑大玮介绍，对于比较确定的气候变化影响，如二氧化碳浓度继续攀升、海平面上升、风速继续减小等，要采取战略性适应措施，制订相应的规划、修订工程防御技术标准，提高农业“免疫能力”;而对于气候波动与极端事件，以及掌控之外的气候变化影响，需强调“应变技术”，提前做好预案。

　　“对于应变，又需做好‘两手准备’，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应侧重于防范预测中发生可能性较高的灾害，对于概率较小的灾害也要有所考虑。”郑大玮举例说，随着气候变暖，旱涝急转的频率上升，在抗洪时一面需要规划水库的放水量，一面又要通过科学计算，为可能到来的干旱留有余地。”

　　前沿研究：推广个例关注粮食安全的全过程

　　在谢立勇看来，构筑一套适应气候变化的理论体系有迫切需求，而案例研究的方法切实可行。“没有一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尽相同。”他认为，中国有着最为丰富的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实践。专家应当走进田间地头，对农民无意识的适应行为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加以提炼，在适宜区域推广。

　　“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粮食生产，而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考虑储存、加工、运输以及贸易等多重环节。而上述所有环节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IPCC报告作者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高级专家林而达提出。在中国，每年浪费的700亿斤粮食之中，损失部分来自于仓储过程中害虫“夺粮”。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害虫发生发展的规律会随之改变。此外，气候变暖还会导致火灾以及霉变比率上升。“气象部门除了提供预测服务之外，还要和农业及粮食部门联手做好粮食仓储期的服务。”林而达称。

　　此外，贸易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气候变化会导致不同国家的环境格局发生变化。郑大玮告诉记者，气候变暖之后，俄罗斯以及加拿大的部分不毛之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鱼米之乡;北极航线(远比从东亚向西北欧通航的苏伊士运河距离更近)在夏季开通的时间将会更长，对于这些，都应有超前意识，占领先机。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作物脆弱性研究应进一步量化。林而达认为，不同作物的生理阈值不同，未来的研究应细致到某种作物在某个“成长阶段”所能够承受的最高、最低气温，或最长无雨日数，唯此，才能做好应变。此外，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众多，不只是气候变化，还有政策改善以及市场因素等。这需要洞悉每种因素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有针对性地加大某一方面的投入力度。这也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研究的前沿课题。

　　在众多专家看来，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要素来看，其影响以负面为主。然而，他们也看到，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人类曾经历数次气候变化

　　“劫”，而每一次趋利避害，都会使农业管理及技术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气候变化，祸兮?福兮?命运流转于人类手中。”在林而达轻快的结束语中，谜底已悄然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