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克强经济学，到新常态，习李新政以改革为核心武器，为走到发展深水区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从政思维的转变。2014年又过去了，对于习李政府在过去一年交出的答卷，各界评论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很重要——中央改革的决心得到了普遍的确认，尽管改革的艰辛显而易见。这意味着，改革的进程业已启动，并不是停留在嘴皮子上。如果以这个大势为前提去分析2014年的经济形势，我们或许可以更对现状宽容、对未来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呢？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会议首次通过对“九大趋势性变化”的阐释，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趋势性变化，表明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2015年，我们还应“且行且改革”。如何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当前的改革不怕难，最怕停，不是个别项目的停滞，而是整个改革势头的中断。一旦如此，反扑势力会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不过我们要有信心的是，目前启动改革，是大势所趋。随着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这一势头将难以逆转，就如1979年的那次伟大的改革一样，人们吹到了打开窗户的清新之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他们完全幽闭起来。

粮食市场新常态

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前所未有地把“粮食安全”放在了首要地位，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 “新常态”下，粮食行业也将进入新常态。笔者预测有以下几点：

一、粮食优质化：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本次会议提到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这代表多年来我国对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思维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安全不但要“人人能吃饱”，升级为“人人能吃好”了。遗憾的是，现如今，产量仍是考核粮食部门的最重要指标，“x连增”仍是我国粮食行业每年最值得欣喜的新闻。而真正危险的是，连年高产的背后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政策的强力刺激，当前，这样的政策已经无力为继，走到尽头了。在人为的刺激下，过分地追求高产，而忽视品质的提升，实际上是另一种的粮食不安全。2015年1月6-8日，首次与企业进口配额分配挂钩的国家政策性粮食专场拍卖火爆，企业不惜高价采购政策性小麦，就是为了获得进口配额，可见市场对优质麦是多么的渴求。另一方面，“以量为纲”的思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粮食性价比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现阶段我们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力的。论价格，四大主粮外加一些饲料作物已经全面、大幅高于国际水平，论质量，同等价位下的品种品质毫无优势，总的说来就是性价比太低。这样的竞争力，大量进口是必然的。

粮食优质化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当前国家也已经开始关注粮食的质量问题。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粮食安全，提出不仅要“量”的安全，也要“质”的安全。在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战略，并不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口粮安全”，更提出了“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等带有“可持续发展”意味的新思路。要打破这一困局，还需要托市政策、储备制度、农地流转、农业服务推广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和全面协调，以整体和全局的思维打造粮食生产、流通的现代化格局。

二、产业升级、企业升级

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需求的升级将是不可逆转的。正如国家对新常态中消费需求一项的解读：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未来优质化、高端化、多样化的需求将取代目前仍以同质化、低附加值化为主的需求。从日本越光大米、国产五常大米等逐渐受到追捧，橄榄油、降血脂杂粮等产品的兴起，我们看到这一市场正在分层次、分领域，这将鼓励行业竞争走向多元化。

“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这正是另一种“新常态”。以面粉行业为例，未来行业整合的两个大方向：一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淘汰一大批无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几家能与国际粮商抗衡的大型企业；二是产品向细化、精化、特色化转变。事实上，自1999年开始，我国面粉行业已经进入了大洗牌的阶段，今后整合将加快，整合过程很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模式。

身处这个浪潮之中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企业必须根据自有资源，制定适当的战略。随着行业整合的推进，大企业将越来越大，规模经济效应突出，因此大企业走规模化战略是有优势的。而成本管理则成为其中关键，全产业链又是控制成本、降低风险的有效路径。同时，大企业有资本、技术和人才，应在各方面创新上引领行业进步。

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想摆脱夹缝生存的困局，必须要走“特色化、差异化”路线。既然市场占有率不能和大企业相比，那么就要懂得“拾漏”，找准“蓝海”。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源有限，很难进行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多元化对中小企业而言很多时候是陷阱而不是馅饼。进行专一化经营，提高专业化程度，资源更加集中，更有利于提高技术，进而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质量和口感要求也将越来越高，面粉市场会不断细分化、精良化，如法国就是不同的专用粉对应不同的食品制作，催生了精彩纷呈的面包文化。而这些“蓝海”或许就是大企业主动放弃的，因为过于细分的市场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正是大企业不肯轻易抛却的优势。

政策市仍是短期主导：从政策化到市场化

如何释放活力，推动改革将是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因“粮食”这种物品的特殊性——不管是人为赋予还是自然属性，千百年来，其流通体制都是都难以完全市场化。直到1994年，我国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具有第二货币之称的粮票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市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但自2004年，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实施托市政策，又使粮食收购环节“国进民退”，导致整个市场跟着政策走，变成政策市。尽管这绝非该政策的初衷，但却是不争的客观结果。在2014年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几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都曾经不约而同地向李克强要求，“不要补贴，只要公平”，“只要有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我们相信，在政策市下，能够把政策研究通透的人，并从中获利的人，绝对也不是个愚蠢的人，只是既定环境下，激励制度引导其把精力放到政策研究，而非产品、市场研究上面去了。现阶段，“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把企业家的重点专向研究市场上。对企业家而言，思维转变，既能让自己更轻松自主，又能使市场得益，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这就才是释放市场活力。

当然，在必须要补贴的领域上，转变补贴制度也是一种改革。针对农民的补贴与针对企业的补贴不同，因为前者是生产环节，后者是流通环节。针对生产或终端消费环节的补贴，如农民生产补贴和低收入群体补贴，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小，而针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如发放给特定的，或大部分的企业的补贴，则很容易扭曲市场。具体地说，补贴生产者，往往导致行业生产成本降低，如备受诟病的美国农业补贴就被认为向全球提供了低价农产品；而对消费者的补贴，则会提高行业产品的定价——如果我国在这方面的补贴到位的话，粮食企业就不会屡次因价格上涨而被约谈，被限价了。这两种行为实际上都有助于提高行业的盈利空间，促进其升级发展。

国内外价格倒挂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常态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粮食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高于国际市场，进口量维持高位。一方面，导致高粮价的粮食补贴制度和生产模式等内部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转变。2014年国家坚决推进了粮食目标价格制度试点，但从现阶段看来，政策要真正落地还需时日。所以，未来的几年里，托市政策仍在这个过渡期继续发挥作用。而粮食生产从小农经济转为规模生产的过程，同样是个浩大的改革过程，需要土地流转、有效监管、农村金融等多方面的协调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另一方面，WTO的规则制约着我国贸易壁垒的运用。正如陈锡文所言，很多同志说，你不愿让他进，应该设置关税壁垒，把关税提起来不就进不来了吗？这里头涉及一个国际贸易的规则问题：中国承诺了加入WTO之后要遵守一些关税规则。

不过，我国粮食进口规模也不可能无限扩大，鉴于“以我为主，适度进口”是我国新时期的粮食安全战略之一，即使价格已经突破第二层天花板，国家仍有很多贸易手段可以抑制市场需求。不过，无论如何，未来我国粮食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不断加深，企业经营应具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同时国际化的进程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土地流转让务农从兼业化，到职业化

当前我国粮食，甚至整个农业的困境在于从生产到流通，从农民到企业，都没有用专业化、职业化的态度来做事，而是处于一种兼业的状态。农民生产兼业化是近十年来的社会趋势。当前，务农已经不是农业家庭的主要收入了，种粮比较收益低，人们当然有权以脚投票。但不需担心，没人种粮，自然会有“职业化”的农民出现。职业化意味着这项工作可以赚钱，或者可以实现某种成就感，因此人们会变得专业和专注，种粮也从一种产量导向的行为变成市场导向，但前提是政府做好产品质量甄别工作，并且真正促进农地自由流通。

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土地碎片化以及产能落后给粮食安全带来的隐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系列新政。这些政策都备受瞩目，被看做是中国释放土地产能、振兴农业的重大改革。这些都表明，农业土地流转工作正在积极地推进，由此出现的新型农民，将不再是被动束缚在土地上的人，而是主动选择土地的人，促使其化被动为主动的，可能是利益、兴趣或者使命，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具有了以职业化经营农业的主观能动性。

企业兼业化表现在企业家们研究政策比研究市场更上心，因此改造产品、开拓新的盈利模式等市场化创新行为变得凤毛麟角，因为没利益啊！这也导致我国粮食行业竞争力整体低下。在新常态下，企业家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远离政治，贴近市场。这需要政策环境的转变——我们已经庆幸地看到了一些端倪。2014年中央很多简政放权的措施已经开始释放改革红利，粮食行业最大的政策：托市政策也开始改革，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而全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无论是企业经营思维，还是消费者需求，都为“创新”提供了友善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