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粮食价格一跃成为世界高地，这令一向朴实又低调的粮食行业尴尬。新世纪以来，我国小麦国内外价格陆续开始倒挂，2013年7月大米、玉米国内价格开始持续高于配额内进口到岸税后价，2014年粮棉油糖肉等主要农产品呈现全面倒挂态势。农业部显示，2014年11月，大米、小麦、玉米3大谷物的国内外价差分别高达每公斤1.08元、0.58元、0.52元，均比2013年有所扩大。

在如此大的价差下，自2011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世纪以来的粮食全面进口时代。这对于一直绷紧了粮食安全神经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时代。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原粮采购价格的居高不下，导致粮食加工企业成本连年增加，步履维艰。近年来，大豆压榨、大米、面粉和玉米深加工行业整体陷入亏损。有“中国粮食第一股”之称的北大荒米业，2009年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字眼在其年报中屡屡出现，作为国内最大的水稻加工企业之一，除2009年盈利719万元，北大荒米业2011-2013年分别亏损1.7亿元、5.6亿元和4.22亿元。更有媒体报道，行业老大、世界500强之一的中粮集团正在转型投资公司，原因就在于去年年报的数据，比起粮油经营，其他投资的表现实在要靓丽得多。

当前，粮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了粮食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挤压了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工企业如果长期面对一个低水平竞争的环境，更加难以在产品性价比上下功夫，这又导致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失去优势，进口需求进一步扩大，形成一个不好的循环。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为什么我国粮价持续上涨，以至当前处于世界高地？笔者认为可归结为制度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国际竞争成本四方面的高企。

1、制度成本：以中间环节为主的补贴政策——托市政策是粮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托市政策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粮价持续上涨的最根本原因。我国以补贴流通环节从而保证农民售粮价格不低于某个水平的方式，来实现农民增收，而美国则主要以补贴生产渠道直接保证农民收入。

针对农民的补贴与针对企业的补贴不同，因为前者是生产环节，后者是流通环节。针对生产或终端消费环节的补贴，如农民生产补贴和低收入群体补贴，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小，而针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如发放给特定的，或大部分的企业的补贴，则很容易扭曲市场。具体地说，补贴生产者，往往导致行业生产成本降低，如备受诟病的美国农业补贴就被认为向全球提供了低价农产品；而对消费者的补贴，则会提高行业产品的定价。这两种行为实际上都有助于提高行业的盈利空间，促进其升级发展。

由于托市价通常高于市场价，高价会刺激过度生产，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为制定的高价虽不能强迫市场接受，但却能够进入国家库存，对于农民而言，托市政策为农户提供了一个不用考虑销售渠道的“旱涝保收”的保障。而且，托市政策对于优质粮的激励很有限，故此，农民都倾向于种植普通粮——省事省心，收益也差不多。这样一来，市场上就充斥着相对高价而又劣质的粮食了。

国家自2005年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截至2014年，粳稻最低收购价上涨0.8元或106.7%；中晚籼稻上涨0.66元或91.7%；早籼稻上涨0.65元或92.9%；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至2015年，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上涨0.49元/斤或71%；白小麦0.46元/斤或63.9%；玉米临储收购政策自2008年开始启动，7年来，各主产区玉米临储收购价均上涨740元/吨，涨幅约为50%。商品粮价格随原粮价格而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十年来，粮食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复合上涨91%，可以说，价格的上涨基本用于消化原粮采购成本的上升。

2、生产成本的抬升以及生产模式的落后

正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我们拥有土地、人力、税收等优势，且对环境保护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形成了制造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可如今，随着各项成本的抬升，性价比优势已经簿如刀片。如果把“粮食”也看作“中国制造”的产品之一，我国粮食生产也面临着各项成本上涨的问题。以玉米为例，我国玉米生产成本从2005年开始上涨速度较快，到2011年已经达到11 463.45元/公顷，超过美国玉米生产成本，并且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并有所扩大。进一步分析中美玉米各项生产成本构成，对理解两国生产模式有重要意义。近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的抬升主要还是体现在雇工成本上。在农村劳动力富余，刘易斯拐点未来到之前，劳动力的供给趋于无限，意味着只要向劳动者提供足够让其生存下来的报酬，其就会出让自己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阶段与我国粮食小规模生产模式是相适应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值钱，刘易斯拐点到来，雇工成本就会不断提高，此时就与原有的生产模式发生冲突，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

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6.2倍，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玉米成本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主要成本项中，所有摊销的成本费用，我国都比美国高。

相比之下，美国等以规模化、机械化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了较大的优势——这是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之间的差异。劳动成本属于变动成本，而机械属于固定成本。劳动成本会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尤其在今天，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种10亩地和种一亩地都拿同样的钱。而机械的购置是一次性付出，在报废之前，使用的次数越多就越划算，所以机械化通常是和规模化相对应的。此外，环顾全球，纵观历史，人力价值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发受到重视的，而机器设备的价格则相反，会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下降。这可以说是一种文明的体现，用科技把人从相对机械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有意义更人性化的创造当中去。所以，中国也正处于这样的转型之中，原本的低劳动力价值现在上升了，而生产模式仍未出现根本改变，必然会导致生产成本大涨。而邻近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则仍享受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因此，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但却能够保持较低的成本，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有意思的是，部分费用投入少，反而增加了总体“潜在”成本。

对比中美玉米生产成本时发现，我国种子费和技术服务费用支出远低于美国，税金、保险和财务费用也基本等于0，这反映了我国玉米种植的科技含量较美国低，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运用金融服务的情况也较少。这部分费用支出看似节省了很多，但却增加了“潜在”的成本，最终导致产品性价比偏低。一方面，种植的科技含量不高，导致作物单产和质量的提高受到制约。实际上，从单产看，我国粮食已经处于世界高水平。2014/15年我国三大主粮单产分别为：稻谷6.81吨/公顷，仅次于美国的8.49吨/公顷，排世界第二；玉米5.8吨/公顷，次于美国的10.7吨和欧盟的7.7吨/公顷，排世界第三；小麦5.23吨/公顷，次于欧盟的5.81吨/公顷，排世界第二。可以说，我国在粮食单产上的整体科研水平是世界前列的。但“量”是上去了，可“质”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2011年的成本项看，美国在种子费和技术服务费分别是我国这两项成本支出的2倍和441倍，明显在种业投入和制种的科技含量不如美国。特别是技术服务方面，在我国生产玉米成本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表明我国在玉米生产中主要依靠生产者的经验，而对于科技服务和投入严重不足。

这部分投入不足，导致粮食质量欠佳。我们曾多次指出，当前我国粮食普遍的问题是“质”的问题，市场真正需要的优质粮紧缺，普通粮却供过于求。节省了这部分成本，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降低粮价，但质量打了折扣，实际上市场主体很多时候反而“买贵了”。而作为商品的生产者——种粮户，表面上节省了当期的成本，但因普遍质量难符合市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销售会受阻，最终只能卖给国家储备，从这个角度看，成本不降反升。

而我国粮食生产在金融服务上的支出更是近乎于无。我国2003年起不再收取农业税，所以税金和保险成本项仅包括保险费，美国在这两项成本支出分别比我国高出3.5倍和2.6倍。这说明美国运用金融扶持玉米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我国则缺乏相应的手段。金融方面的支出让农户安心很多。

2011年，美国粮食主产区遭遇50多年来。但是大规模的粮食减产并不意味着农场主要蒙受巨额亏损。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将覆盖农民的绝大多数损失，甚至让他们获得比丰年更高的收入。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在2011年农业缴付的所有农业保费中，农场主缴付的保费为45亿美元，政府补贴的保费为74亿美元。美国农民利用金融工具的意识很强，当1988年的大干旱袭击美国时，美国农民的参保率只有25%，而今年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85%。

而我国农民则严重缺乏金融方面的保障。这种“成本”的节约，带来的是大得多的生产风险，最终的产品价格也将包含农户的风险预期。

3、粮食流通环节的漏损较大，流通成本增加

从田头到餐桌，田头这一块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就高于国外，而流通环节的成本同样无优势可言。2013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坦陈：我国流通费用占GDP比例“还是非常高”。——“一般发达国家的流通费用占国内GDP比重一般在10%以下，我们现在大概到了18%左右。”而粮食在流通环节上的漏损比一般商品还要大。据研究，我国粮食流通费用占生产成本的30%-50%，而发达国家仅为10%-25%。一个原因是物流设施落后。当前，我国“北粮南运”的粮食流通格局已经形成，意味着由产至销，均需经过运输、储存等若干环节。而当前制约“北粮南运”的主要矛盾则突出表现在我国现有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我国物流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包粮运输方式。收购环节基本采用麻袋、塑料编织袋包装，在储存环节拆包散储，到中转和运输环节又转为包装形式。整个流通环节需经过多次灌包、拆包，包装资材耗费大、抛洒损失多、掺混杂质情况严重。从国内外经验来看，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的关键在于发展“四散化”运输。目前，我国一些主要产粮区域已基本实现省内的散粮运输，但尚未形成性的南北贯通的散粮发运接收体系。

美国和巴西运输体系的差距对其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存在较大影响。尽管美国运输体系可能破旧的嘎吱作响，但远好过巴西所谓的“死亡道路”，巴西卡车必须习惯危险的道路，将运到市场。虽然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承诺，但是巴西运输体系依然非常落后。这使得从巴西大豆主产区马托格罗索州到港口每吨的内陆运费比美国要高出70美元，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被削弱。

另外一个原因是制度问题。由于地域、部门分割严重，我国粮食生产、流通领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和衔接，粮食产业一体化尚未真正形成。除了粮食范畴的相关制度之外，整个经济体的市场流通体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譬如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治理道路收费的乱想、各种卖场的入场机制透明化等等，这些“雁过拔毛”的设置，都成为压在粮食价格身上的一根根稻草。

此外，意识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中国每年餐桌外浪费的粮食大约相当于粮食进口量的一半，为3500万吨，即700亿斤以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曾做过推算：我国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了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但我国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远非浪费的全部，在餐桌以外的环节——农户储粮、储藏、运输、加工等方面，我国浪费的粮食数量同样惊人。

4、从国际竞争的角色看，卖家会比买家更有动力降低价格

粮食贸易是个古老的行当。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加上中国元素的参与，国际粮食贸易进一步深化，竞争更为激烈，呈现出新的格局。市场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因为从来都是卖方使出浑身解数把产品卖出去，而很少有买方为买某件商品费尽千辛万苦。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表面看起来“控制了粮食，控制了世界”，但实际上相比起买家，它并没有占据多少主导的优势。美国粮价在全球是很有竞争力的，除了政府巨额补贴之外，其市场主体也一直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当前，粮食国际贸易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家对美国的市场地位虎视眈眈，这表示，要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美国粮食必须较其他国家更有优势，通常表现为价格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卖家比买家更有动力去降低价格，而不是抬高价格。

政策制度、生产模式、流通情况以及国际贸易角色等多个因素，使得我国粮价处于全球高地，并由此衍生出进口规模扩大、加工利润薄弱、产品竞争力降低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失去比价优势”，是指在同等的质量水平下价格的比较，亦即“性价比”的考量。当然，如果我们的粮食能够做到精品化，质量比其他国家的都好，同样很具竞争力，正如春节期间成为中国土豪新宠的上百元一斤的日本大米。但一般而言，精品化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才能承担得起粮食精品化的成本，如欧洲崇尚的有机食品，就是一种精品化，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能承担的。所以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要提高粮食的竞争力，除了研究出一批高精尖的产品之外，如何切实降低粮食产出成本才是现实问题。

那么，如何降低一个行业产品的价格呢？通常有几个途径，一是增加有监管的竞争；二是提高技术，三是改革体制，释放活力。

相对于垄断市场，竞争使得产品价格下降这样的常识无需赘述。但国内粮食加工市场是个非常充分的竞争市场，为什么粮价依然高于其他很多国家呢？一方面是因为，粮食的收购环节并非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很大程度是国家垄断的状态。尽管现在粮食已不再需要统购统销，也没有规定农民要把原粮卖给国家，但国家提供的高于市场价的托市价，就相当于与其他收购主体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如同外汇制度一样。最终，很大一部分粮食都流入国家库存，托市价成为市场的“指导价”，抬高了市场整体收购成本。增加原粮收购方面的竞争，意味着要改革当前的托市制度，我们在下文讨论。另一方面是，我国粮食市场的进口壁垒较高，进口粮对国产粮的冲击仍未形成足够的竞争。如果所有粮食品种都像大豆那样放开进口，即使有托市政策，价格也不可能持续升高，也必须要回归到市场水平，但鉴于粮食的战略地位，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这个市场完全放开。

不过，适度的进口有助于发挥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鲶鱼效应”，高性价比的进口粮将持续对国产粮产生压力，促进其自我升级改善。同时，适时“走出去”，从“买全球”转变为“卖全球”，也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好的自己。如上所述，当前的国际粮食市场是个相当激烈的竞争市场，买家的产品通常比卖家的性价比高，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有销路。多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就会不断改良产品，发掘新的竞争力。一旦企业形成了这样的以产品为核心的风气，就会反馈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产品的性价比。

减少粮食流通环节的漏损，是降低粮食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我们不仅要加强粮食流通网络资源配置、现代化技术装备、信息管理网络、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物质技术条件建设,同时进一步改革流通体制，充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降低粮食物流成本。2013年，国家粮食局启动实施“粮安工程”——“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全面提升粮食收储和供应保障能力。按照国家粮食局部署，从2013年起，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通粮食物流通道，修复粮食仓储设施，完善应急供应体系，保证粮油质量安全，强化粮情监测预警，促进粮食节约减损，切实做到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保障严重自然灾害和紧急状态下的粮食正常供应。这意味着粮食流通的物质技术条件建设已经被国家摆上议事日程。进一步地，打通各个人为造成的流通节点，一方面需要“放权简政”，另一方面又需要明确责任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2015年1月份《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企业改革需要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一些粮食流通领域的行政审批事项，还要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而要深化粮食收储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积极探索鼓励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订单收购，与粮食生产者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变政府收储的压力为促进粮食收购市场健康发展的动力。

技术的进步是产品价格下降的重要途径。一个世纪以来，农业的发展不就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到绿色农业，再到转基因农业的转变吗？技术的发展使得产量增长，并且令产品的价格变得为平易近人。粮食单产的提高是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主要原因。十年来，我国粮食单产从4620公斤/公顷提高至5302公斤/公顷，升幅为682公斤或14.7%。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依然不够高。其中，制种水平、化肥使用、耕地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我国的种子行业是个乱象，既有跻身国际前列的研究，但大多数都是“不以盗窃为耻”的企业，种子质量非常参差。为了“省事、高产”，近30年来，我国化肥的使用量激增——实际上，我们用了全球35%的化肥！而且，化肥的使用效率很低，有很大一部分残留在土地里——据统计，我国农用化肥每公顷面积平均施用量超过400千克，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每公顷225千克。此外，农膜的滥用、水污染等也对环境等造成很大的困扰。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方式依然很粗放，实现粮食连增消耗了大量的耕地资源、环境资源，过大的承载也给土地带来超强负担。

当前，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加入环境的制约，改粗放路线为集约路线，不仅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成本的降低也是大有裨益。现阶段，很多农户把种粮当副业，什么工序都求“快”，只要省事就好，导致农资农药滥用，既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又破坏了土地肥力，还影响粮食产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加强这方面的技术指导、环境保护的立法，以及鼓励新型的职业农民的出现。

这些问题看似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仍是制度问题。可以说，制度的改革才是释放粮食行业新活力，切实提高粮食竞争力的根本。

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与生俱来地与“降低成本”相关。因为规模化的背后是“标准化”和“机械化”，意味着大量的“可复制”的工业程序，这使得总生产成本能够摊分在更多的产品上，从而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现阶段，农业规模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必须注意，这不是规模化本身的问题，而是“行政化”所产生的问题。规模化首先必须是一个基于利益考虑的自愿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强迫性的“行政命令”。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基础。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土地碎片化以及产能落后给粮食安全带来的隐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系列新政。这些政策都备受瞩目，被看做是中国释放土地产能、振兴农业的重大改革。这些都表明，农业土地流转工作正在积极地推进，由此出现的新型农民，将不再是被动束缚在土地上的人，而是主动选择土地的人，促使其化被动为主动的，可能是利益、兴趣或者使命，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具有了以职业化经营农业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农产品补贴政策的改革。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价格机制更为市场化，这些都是新一届政府要推行的改革重点。作为托市政策的替代，目标价格政策改革正在进行时。其中，政策“如何落地”是关键。市场完全放开后，大豆怎么卖、卖给谁、卖什么价格，农民怎么补？补多少？补给谁？什么时候补？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这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人。不过，改革是必然趋势，从“政策市”到“市场市”的转变，是我们要逐步适应的，尤其对于政策性收储企业，转型关乎生死。对于操作上的问题，如农户上报的产量、土地面积等资料的审批，我们应当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抽检制度。一旦抽检查出问题，必须加强处罚力度，提高造假成本。以日本为例，其居民诚信体系十分健全，人们不担心会吃到不干净的东西，甚至去政府登记资料也全凭你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了，一旦被查出来造假，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基本上等于个人的发展就到此为止了。这样的社会运行成本低，效率高。要确保国家补贴用在刀刃上，我想第一件事还是要建立这样的诚信体系以及监督机制。

“高物价”不是一个经济体发达的标志，让民众用上“高性价比”的产品才是，而这，需要我们大刀阔斧地砍掉一切不应当存在的成本，改变一切这些成本所依附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