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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发问:为什么你们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2)

时间:2016-05-06 03:01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 点击: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当初棉花的防虫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农药在上面喷,害虫却杀不死。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推广转基因,农药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

  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作物,则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是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说。

  转基因技术是万能的?

    在南京艺莲苑拍摄的残荷(右)与盛开的“转基因荷花”

  “转基因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增产,是有效而安全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就是万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也会产生抗性。比如种转基因棉花,绝大多数敏感的棉铃虫中毒死亡,可能还是会剩下万分之一的抗性个体,其繁殖的后代会产生抗性。

  为此,20年前美国政府就要求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种植普通棉花,这样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来的棉铃虫不携带抗性基因,和携带抗性基因的棉铃虫结合,后代是没有抗性的,能够被Bt转基因棉花杀死。

  这种管理措施在中国农户中推行则有现实困难:谁愿意承担那20%普通棉花的损失呢?不过,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仅有Bt抗虫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长出来的抗性棉铃虫,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种群稀释,无法形成抗性种群。

  事实上,转基因棉花种了20年,现在棉铃虫对Bt转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

  监管与安全是一回事?

  转基因争议多年,误区无外乎集中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化和监管不透明等。但这无关转基因本质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自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来,官方对安全评价过程并无掩盖。

  201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热点专题”的“转基因权威关注”栏中,主动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指南、检测机构、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员组成名单等。同时,依照公民个人申请,依法公开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相关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一个国家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和审验机制是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专家说了算。”王大元说,这套流程复杂到有的科学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转人士质疑的非法种植、监管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两步走,转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证书,二是要通过品种审定。如果品种审定还没通过就去卖、种,那就是违法。但违法不是因为转基因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这种概念的混淆,具体表现是2008年的“黄金大米事件”。

  “黄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实验未按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且未向受试儿童和家长充分说明情况。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从外面来了什么担心

  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转基因新型有色茧品种,这是我国首次获得的转基因新型有色蚕丝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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