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黄大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应农业部要求，同反对转基因的市民约谈。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导体厂的工会原主席，还有一名纺织女工。

　　两位老专家从头讲起，一条一条梳理，转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学农药有什么区别，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会主席说：“你们讲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那儿，跟我们哥们儿再说说？”

　　在陈晓亚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吃了转基因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畸形”；也有小学生异想天开，“会不会长出翅膀”。经过解释，“大部分人对科学的信任度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提高。”

　　让科学回归科学

　　现实中，愿意站出来直面公众的科学家并非多数。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于2013年酝酿成立。一来号召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二来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解疑释惑。

　　目前这个虚拟平台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学家，经常举办诸如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风险交流的研讨会。

　　前些天，黄大昉的一个已是研究员的学生，来找他要一些转基因资料，要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生物老师讲课。这让黄大昉很欣慰。

　　不过，在他看来，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科普宣传不是万能的，紧迫的还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动产业化。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黄大昉说。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