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还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虚幻的恐怖是哪来的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为何“燃点低，热点多”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尤其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

　　他反思说：“其实，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

　　而对公众的交代，在国外早有作为。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